星空综合体育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
星空编者按：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金融工作，分析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为推进学习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本刊访谈行业专家学者，辑录人民日报出版社金融图书的序言，解析“金融强国”之路。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有哪些新部署、新提法？会议精神将对我国未来金融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定义“金融强国”？为什么要建设金融强国？五篇“大文章”怎么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导杨涛接受本刊专访，解析当前经济形势，解读金融强国的深远意义。
记者：从1997年开始，我国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先后在不同时期为我国金融业发展指明方向。今年的会议是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后，首次召开的我国金融领域最高规格的一次会议。从“全国”变为“中央”，如何看待会议名称的调整？
杨涛：回顾历史，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商业银行改革”，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继续推动国有银行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则强调“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突出“创新发展与化解风险相协调”，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则聚焦“稳发展、强监管、防风险”，并初步形成了“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的战略定位。
至今，在经历了多年改革探索之后，金融工作会议从“全国”变为“中央”，一方面意味着在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就强调过的“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终于从体制机制上正式确立，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新时代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表明中央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高度重视，在总结多年成功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未来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金融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金融发展最终价值都将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提升。
记者：继文化强国、制造强国、人才强国等概念提出后，中央决策层首次提出“金融强国”的概念和目标。金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涛：首先，提出金融强国表明对金融的“效率与安全跷跷板”达到了更好的平衡。因为，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比如，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给金融稳定带来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再往后，在整个金融行业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乱象。由此，一方面我们希望金融在政策的支持下更多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它自身也需要具有更高的安全属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为了在新形势下更好地推动金融改革与发展，2019年，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思路。众所周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年来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重要的政策主线之一。不仅要考虑短期需求侧问题星空综合体育，更要考虑中长期供给侧的优化问题。与之相应，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金融既要服务于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方向，金融自身也要实现高效、持续、健康的发展。
其次，提出金融强国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具有了“巨国经济体”的特征，经济规模、市场深度和广度、经济要素活跃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自然也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金融体系的支付结算、资金优化配置、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基本功能变得更加强劲。
记者：如何定义一个国家是金融强国？就国内和国际而言，分别有哪些衡量标准？
杨涛：就国内而言，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金融强国的重要内涵和意义。一方面，是有效缓解我国金融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需要承认，当前，我国金融业在许多规模性指标上已经居于全球前列，金融体系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质量、结构配置、服务效率与效果等方面仍有不足，应对内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也尚薄弱。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金融业亟待通过加强高质量发展，真正提升金融内在质效和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是服务于“强国战略”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强调，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等。对此，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金融也需自身的强国战略与之相称。
就国际而言，以全球标准衡量，金融强国不仅意味着拥有较好的全球核心竞争力，而且能够经受住国际金融市场“大风大浪”的考验。例如，我国移动支付领域具有较好的优势，但也不完全等同于国际竞争力。从国际角度来看，需深入分析各国移动支付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还需要从多个维度对全球主要移动支付机构进行比较，如对采用技术先进性、服务场景多元化、市场份额、服务门槛、便利性、移动支付服务成本、移动支付服务效率、移动支付行业收入和利润、移动支付行业收入在本国金融业收入中的比重、移动支付产生的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比较。
记者：当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体系。金融为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有学者指出，作为金融大国，我国金融实力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杨涛：金融强国需要有一个结构与规模相适应的金融市场。由于许多新兴经济体都面临金融活动不足的状况，因此，人们更关注通过金融深化来提升各类总量性指标。然而，伴随着金融要素的日益复杂，包括金融相关率在内的简化衡量指标，逐渐难以适应对金融发展程度的准确描述与刻画。在我国，与GDP增长相对应，包括如金融机构总资产、货币供应量等在内的诸多指标，相较于全球很多国家都不算低，但业界仍认为我国距离金融强国甚远，这表明，金融演进的衡量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更需重视新形势下的金融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而非金融活动简单扩张带来的“虚胖”。
一方面，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改变“唯数量论”，如我们仍存在大量的金融结构失衡与功能短板，前者体现为直接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可持续中长期资本供给模式缺失、市场基础产品发展缓慢等现象，后者则包括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管理、家庭消费金融与财富管理等领域，都存在服务缺位。因此，金融发展必须摆脱“大干快上”，而应更加注重过程和实效。另一方面，当前全球金融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金融市场与大型金融机构，事实上已经掌握了较大话语权，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强国，并不是短期内轻易能够实现的。由此，更加现实的是：首先，以服务好国内金融需求为主，以国际化布局为辅；其次，增加全球影响力不在于追求金融“大而全”，而是发掘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努力在部分领域成为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者。真正的金融强国不应只着眼全球领先的金融资产、市场交易规模和机构“巨无霸”，而在于能否解决现有的“融资难融资贵”“风险高秩序乱”等矛盾，进而为开放环境下的实体部门提供更加高效、完备、贴心的金融解决方案。
记者：本次会议强调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这将带来哪些影响？扩大开放的风险和机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涛：会议指出，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存在显著问题与风险隐患，国民经济面临国内外复杂形势与严峻挑战。虽然开放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但只有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与游戏规则，金融业才能逐渐获得基于全球视野、国际水平的竞争力与生命力。面对未来可能存在的内外风险，我认为，要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重要的是增强金融体系的内在危机恢复能力。
自上世纪末期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以来，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在各国都变得更加频繁。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新常态”，还是与国际经济金融要素的联动日益密切，都需要更加重视潜在危机的挑战。实际上，或大或小的金融波动已经发生在身边，有些也难以完全避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提升金融体系弹性来削弱危机的连带伤害，使其更易从危机中尽快恢复。对于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来说，更需要推动类似于“内在稳定器”的金融改革，从而依靠自动机制来弱化金融波动性，打造基础性的金融安全网。金融体系的弹性还在于对危机的“缓释”与“吸收”能力。金融机构需要不断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化资本约束机制，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风险识别、度量和分散上的优势，提高金融机构在面临风险时的应对和恢复能力，进而提高金融体系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和危机恢复能力。
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生活的使命与任务，强调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如何看待这种规划和细分？
杨涛：在五篇大文章里面，数字金融应该是最底层的，直接影响金融强国建设与金融竞争力。科技金融是为了助力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提升。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是为了服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绿色金融则是国家战略与国际共识。我们认为，应该从数字金融和科技金融入手，真正优化金融改革的底层逻辑。
一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我国金融业应用技术的创新“百花齐放”，但在底层重大技术方面还有所不足。尤其伴随ChatGPT在全球的快速应用，我国也掀起了AIGC的创新浪潮，并在金融领域对提升面向客户的服务能力、改善机构工作流程与效率、文本处理和IT支持等方面展现了价值。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前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等引领下，包括AIGC在内的新技术将成为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二是努力夯实数据要素基础。中央已经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治理也成为提高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助力。在政策鼓励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探索，我国已经走在全球前列。这对于全面推动科技金融与数字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不断丰富业务与场景。从产品视角看，金融科技创新更注重技术的深度赋能，以及多层次的开放金融场景探索，并且以移动支付为代表，使得诸多新产品创新受到各国瞩目。从功能视角来看，各方也在推动创新成果扎根于实体经济需求，目前星空综合体育，小微金融、农村金融、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成为金融科技渗透与应用的重要领域。
综合来看，随着金融监管与治理模式的完善、技术与金融的融合不断深入、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生态的优化，数字化将成为协同促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记者：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人才软实力是发展强动力。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接近740万人，较十年前增长超40%。当前，我们需要怎样的金融人才？
杨涛：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金融伦理价值的新型人才。在金融人才培育中，需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注重人才的道德素质、人才的道德标准、人才的道德环境和人才的道德作用。通常来看，德与才的关系是人才伦理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而德才兼备是人才伦理的核心范畴。习在2021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要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共建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广大人才要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
另一方面，需培训使用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变革的新型人才。一是高度重视跨界的金融科技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对于兼具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前沿高端人才，给予合理的岗位定位与充足的发展空间；二是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人才在职教育和培训，各方共同探讨“产学研一体化”培训平台建设，打造特色人才教培机制；三是激励人才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对于获得各类高端金融从业资格考试认定的人才，给予特定奖励和补贴；四是构建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与发展格局，以数字化管理人才为核心、以推动技术与业务交叉领域的骨干人才为重心、以金融科技安全与数据治理人才为保障、以熟悉数字化与新技术的人才为基础；五是推动机构金融科技伦理建设，促使人才形成“技术向善”的理念，重视职业道德与技术伦理，全面优化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编者按：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金融工作星空综合体育，分析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为推进学习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本刊访谈行业专家学者，辑录人民日报出版社金融图书的序言，解析“金融强国”之路。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有哪些新部署、新提法？会议精神将对我国未来金融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定义“金融强国”？为什么要建设金融强国？五篇“大文章”怎么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导杨涛接受本刊专访，解析当前经济形势，解读金融强国的深远意义。
记者：从1997年开始，我国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先后在不同时期为我国金融业发展指明方向。今年的会议是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后，首次召开的我国金融领域最高规格的一次会议。从“全国”变为“中央”，如何看待会议名称的调整？
杨涛：回顾历史，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商业银行改革”，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继续推动国有银行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则强调“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突出“创新发展与化解风险相协调”，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则聚焦“稳发展、强监管、防风险”，并初步形成了“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的战略定位。
至今，在经历了多年改革探索之后，金融工作会议从“全国”变为“中央”，一方面意味着在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就强调过的“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终于从体制机制上正式确立，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新时代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表明中央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高度重视，在总结多年成功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未来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金融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金融发展最终价值都将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提升。
记者：继文化强国、制造强国、人才强国等概念提出后，中央决策层首次提出“金融强国”的概念和目标。金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涛：首先，提出金融强国表明对金融的“效率与安全跷跷板”达到了更好的平衡。因为，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比如，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给金融稳定带来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再往后，在整个金融行业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乱象。由此，一方面我们希望金融在政策的支持下更多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它自身也需要具有更高的安全属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为了在新形势下更好地推动金融改革与发展，2019年，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思路。众所周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年来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重要的政策主线之一。不仅要考虑短期需求侧问题，更要考虑中长期供给侧的优化问题。与之相应，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金融既要服务于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方向，金融自身也要实现高效、持续、健康的发展。
其次，提出金融强国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具有了“巨国经济体”的特征，经济规模、市场深度和广度、经济要素活跃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自然也对金融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金融体系的支付结算、资金优化配置、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基本功能变得更加强劲。
记者：如何定义一个国家是金融强国？就国内和国际而言，分别有哪些衡量标准？
杨涛：就国内而言，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金融强国的重要内涵和意义。一方面，是有效缓解我国金融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需要承认，当前，我国金融业在许多规模性指标上已经居于全球前列，金融体系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质量、结构配置、服务效率与效果等方面仍有不足，应对内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也尚薄弱。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金融业亟待通过加强高质量发展，真正提升金融内在质效和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是服务于“强国战略”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强调，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等。对此，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金融也需自身的强国战略与之相称。
就国际而言，以全球标准衡量，金融强国不仅意味着拥有较好的全球核心竞争力，而且能够经受住国际金融市场“大风大浪”的考验。例如，我国移动支付领域具有较好的优势，但也不完全等同于国际竞争力。从国际角度来看，需深入分析各国移动支付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还需要从多个维度对全球主要移动支付机构进行比较，如对采用技术先进性、服务场景多元化、市场份额、服务门槛、便利性、移动支付服务成本、移动支付服务效率、移动支付行业收入和利润、移动支付行业收入在本国金融业收入中的比重、移动支付产生的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比较。
记者：当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体系。金融为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有学者指出，作为金融大国，我国金融实力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杨涛：金融强国需要有一个结构与规模相适应的金融市场。由于许多新兴经济体都面临金融活动不足的状况，因此，人们更关注通过金融深化来提升各类总量性指标。然而，伴随着金融要素的日益复杂，包括金融相关率在内的简化衡量指标，逐渐难以适应对金融发展程度的准确描述与刻画。在我国，与GDP增长相对应，包括如金融机构总资产、货币供应量等在内的诸多指标，相较于全球很多国家都不算低，但业界仍认为我国距离金融强国甚远，这表明，金融演进的衡量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更需重视新形势下的金融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而非金融活动简单扩张带来的“虚胖”。
一方面，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改变“唯数量论”，如我们仍存在大量的金融结构失衡与功能短板，前者体现为直接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可持续中长期资本供给模式缺失、市场基础产品发展缓慢等现象，后者则包括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管理、家庭消费金融与财富管理等领域，都存在服务缺位。因此，金融发展必须摆脱“大干快上”，而应更加注重过程和实效。另一方面，当前全球金融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金融市场与大型金融机构，事实上已经掌握了较大话语权，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强国，并不是短期内轻易能够实现的。由此，更加现实的是：首先，以服务好国内金融需求为主，以国际化布局为辅；其次，增加全球影响力不在于追求金融“大而全”，而是发掘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努力在部分领域成为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者。真正的金融强国不应只着眼全球领先的金融资产、市场交易规模和机构“巨无霸”，而在于能否解决现有的“融资难融资贵”“风险高秩序乱”等矛盾，进而为开放环境下的实体部门提供更加高效、完备、贴心的金融解决方案。
记者：本次会议强调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这将带来哪些影响？扩大开放的风险和机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涛：会议指出，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存在显著问题与风险隐患，国民经济面临国内外复杂形势与严峻挑战。虽然开放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但只有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与游戏规则，金融业才能逐渐获得基于全球视野、国际水平的竞争力与生命力。面对未来可能存在的内外风险，我认为，要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重要的是增强金融体系的内在危机恢复能力。
自上世纪末期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以来，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在各国都变得更加频繁。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新常态”，还是与国际经济金融要素的联动日益密切，都需要更加重视潜在危机的挑战。实际上，或大或小的金融波动已经发生在身边，有些也难以完全避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提升金融体系弹性来削弱危机的连带伤害，使其更易从危机中尽快恢复。对于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来说，更需要推动类似于“内在稳定器”的金融改革，从而依靠自动机制来弱化金融波动性，打造基础性的金融安全网。金融体系的弹性还在于对危机的“缓释”与“吸收”能力。金融机构需要不断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化资本约束机制，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风险识别、度量和分散上的优势，提高金融机构在面临风险时的应对和恢复能力，进而提高金融体系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和危机恢复能力。
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生活的使命与任务，强调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如何看待这种规划和细分？
杨涛：在五篇大文章里面，数字金融应该是最底层的，直接影响金融强国建设与金融竞争力。科技金融是为了助力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提升。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是为了服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绿色金融则是国家战略与国际共识。我们认为，应该从数字金融和科技金融入手，真正优化金融改革的底层逻辑。
一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我国金融业应用技术的创新“百花齐放”，但在底层重大技术方面还有所不足。尤其伴随ChatGPT在全球的快速应用，我国也掀起了AIGC的创新浪潮，并在金融领域对提升面向客户的服务能力、改善机构工作流程与效率、文本处理和IT支持等方面展现了价值。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前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等引领下，包括AIGC在内的新技术将成为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二是努力夯实数据要素基础。中央已经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治理也成为提高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助力。在政策鼓励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探索，我国已经走在全球前列。这对于全面推动科技金融与数字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不断丰富业务与场景。从产品视角看，金融科技创新更注重技术的深度赋能，以及多层次的开放金融场景探索，并且以移动支付为代表，使得诸多新产品创新受到各国瞩目。从功能视角来看，各方也在推动创新成果扎根于实体经济需求，目前，小微金融、农村金融、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成为金融科技渗透与应用的重要领域。
综合来看，随着金融监管与治理模式的完善、技术与金融的融合不断深入、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生态的优化，数字化将成为协同促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记者：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人才软实力是发展强动力。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接近740万人，较十年前增长超40%。当前，我们需要怎样的金融人才？
杨涛：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金融伦理价值的新型人才。在金融人才培育中，需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注重人才的道德素质、人才的道德标准、人才的道德环境和人才的道德作用。通常来看，德与才的关系是人才伦理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而德才兼备是人才伦理的核心范畴。习在2021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要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共建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广大人才要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
另一方面，需培训使用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变革的新型人才。一是高度重视跨界的金融科技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对于兼具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前沿高端人才，给予合理的岗位定位与充足的发展空间；二是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人才在职教育和培训，各方共同探讨“产学研一体化”培训平台建设，打造特色人才教培机制；三是激励人才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对于获得各类高端金融从业资格考试认定的人才，给予特定奖励和补贴；四是构建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与发展格局，以数字化管理人才为核心、以推动技术与业务交叉领域的骨干人才为重心、以金融科技安全与数据治理人才为保障、以熟悉数字化与新技术的人才为基础；五是推动机构金融科技伦理建设，促使人才形成“技术向善”的理念，重视职业道德与技术伦理，全面优化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